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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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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法官們到底調錯了多少違約金?

      發布人:重慶律師吧     發布時間:2016-09-02 22:15:29

      作者|Sunny[某高級法院法官]

      一、問題及觀點的提出

         2016年3月18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民四庭鄧瑀在“五中民事茶座”提供了一篇案例探討文章——《消費合同中約定“假一賠百”懲罰性賠償條款的法律適用》。這個問題在我們高院民一庭的微信群里也引起了一些討論,觀點大抵是鄧瑀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那些觀點。

         該文章【觀點爭鳴】提到:本案評議中,法律適用爭議焦點為涉訴合同約定“假一賠百”懲罰性條款的效力評判。對此存在下列兩種認識:

         觀點一:合同法范疇法律責任主要包括締約過失責任與違約責任,均以填補損害、為當事人提供同質救濟為基本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以其社會本位突破了傳統的民事責任法理,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規定經營欺詐三倍賠償的懲罰性標準,故此,當事人約定應受《消法》的強制性標準約束。本案涉訴合同“假一賠百”條款欠缺法理基礎,應予以排除適用。

         觀點二:契約法的基本原則為意思自治與自己責任。關于合同效力,《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以下簡稱《合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了五種合同無效情形,其評判的價值基點在于社會公益。本案涉訴合同“假一賠百”條款,契合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社會本位價值,并不違反法律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應予適用。

         同時,鄧瑀在 【筆者觀點】談了自己的看法:本案系當事人以住宅裝飾合同約定的懲罰性條款為請求權基礎提起的訴訟。乙為生活消費而訂立涉訴合同,甲公司屬于從事裝飾、裝修專業服務的經營者,雙方之間的法律行為同時受合同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合同條款效力的評判依據在于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及其涵攝的社會公共利益標準。本案中,當事人約定的“假一賠百”懲罰性條款系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其締約目的有利于加強經營者的誠信履約激勵,規制市場欺詐。《消法》并未限制消費者通過締結相關懲罰性條款保障基本權益的契約自由。按照合同優先原則,乙主張以涉訴合同約定的標準計算懲罰性賠償金額于法有據,應予以支持。

      二、違約責任請求權基礎解構

         請求權基礎即當事人賴以提出請求的法律規范依據。在世人眼中的是法律條文,在法律人眼中的是法律規范。 傳統法理學教材認為,法律規范由3個要素構成:假定、處理和制裁;現行法理學教材一般認為,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后果是法律規范的三要素。筆者認為法律規范其實只有兩個要素:假定的行為模式與法律后果。“三要素說”是把法官的法律適用環節(處理)也考慮進去了。也就是說,法官查明的事實是否與法律規范假設的行為模式的構成要素相匹配,若匹配,就能得出該法律規范所規定的相應法律后果,若不匹配,就不能得出該法律規范所規定的相應法律后果。

         《合同法》第114條的三款規定是相對獨立的,第1款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第2款規定:約定的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的,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增加,約定的違約金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適當減少。第3款規定: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違約方支付違約金后,還應當履行債務。

         我們可以看出,第1款規定了兩種并列情形:“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違約時應當根據違約情況向對方支付一定數額的違約金”,這一違約金支付的假定情形并不一定以實際損失為支付違約金的基礎或構成要素;“也可以約定因違約產生的損失賠償額的計算方法”,這一違約金支付的假定情形是以實際損失為支付基礎的。所以,第一款規定的精神實質其實是:當事人可以約定懲罰性違約金,也可以約定損失填平性違約金。

        第2款規定針對“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與“高于造成的損失”的情形,這說明第2款規定專門針對“損失填平性違約金”。也就是說,當事人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予以調增或調減的違約金,不適用于當事人約定的“懲罰性違約金”。

         第3款規定“當事人就遲延履行約定違約金”的情形,只要符合“遲延履行”的假定情形就可以了,該假定也不以有實際損失作為支付違約金的構成要素,當然懲罰性違約金一般都會遠遠超過實際損失的填平,否則就不叫“懲罰性”,并且這種懲罰還不能代替實際履行,即接受懲罰與實際履行并行不悖。

         《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8條明確規定其針對的是《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當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請求人民法院增加違約金的,增加后的違約金數額以不超過實際損失額為限。增加違約金以后,當事人又請求對方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該條針對違約金的調增。《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9條緊接著解釋的是《合同法》第114條第2款關于違約金的調減:“當事人主張約定的違約金過高請求予以適當減少的,人民法院應當以實際損失為基礎,兼顧合同的履行情況、當事人的過錯程度以及預期利益等綜合因素,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予以衡量,并作出裁決。當事人約定的違約金超過造成損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認定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的‘過分高于造成的損失’。”

         解構上述違約金請求權基礎,我們會發現,能夠調增或調減的違約金,是當事人針對損失填補約定的違約金,懲罰性違約金是沒有調整的法律依據的。

         基于上述分析,我支持鄧瑀。 

      三、法官們到底調錯了多少違約金?

         這些年,法官們到底調錯了多少違約金?我只能說,不可勝數。 

         這里面有最高法院的指導功勞。奚曉明在《充分發揮民商事審判職能作用,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司法保障——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07年5月30日)中指出:關于違約金的性質,《合同法》第114條等規定已經確定違約金具有“補償和懲罰”雙重性質,系以賠償非違約方的損失為主要功能,而非旨在嚴厲懲罰違約方。鑒于違約金主要體現為一種民事責任形式,因此對數額過高的違約金條款,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適當進行調整,以維護民法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原則。若任由當事人約定過高的違約金且以意思自治為由而不加干預,在有些情況下,無異于鼓勵當事人通過不正當的方式獲取暴利。

         守約方根據合同約定主張權利被認為是“通過不正當的方式獲取暴利”?這樣的認識,實在不可理喻。

         民事法律行為具備三個條件:有行為能力,意思表示真實,行為合法。意思就是說只要具備這三個條件,就一定能夠收到當事人約定的法律后果,約定即成法律。有法定或約定的根據,怎么能夠說是“通過不正當的方式獲取暴利”?

         遲至今日,審判長會議或主審法官會議仍然經常需要討論違約金的調整問題。首先,很多當事人或代理律師經常會提出來要求調減違約金,尤其在房地產糾紛里面,經常會涉及到逾期交樓與逾期辦證的違約金糾紛,由于逾期時間長,計算基數大,約定違約金支付比例高,整個違約金的數額有的已經達到一半房價甚至整個房價。于是開發商向法院主張購房人沒有損失或損失證據,違約金數額太高,不公平,超出了其預見。很多法官也認為,這不公平,應當調整,而且也有調整的法律依據,于是就勇敢地伸出了那只看得見的手來維護正義。有時一審調過來,二審又調過去,再審又調回來。天天爭論,如是反復,這就是審判長會議或主審法官會議常見的重要議題之一。本該當事人應依法承擔的后果,最后法院或法官們把責任攬到了自己的身上。

         違約金損失果真不能預見?違約金約定,合同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小學數學水平都能計算出的結果,違約方說其不能預見,你信么?

         違約金數額怎么會超出守約方損失的30%的?當然是因為違約方持續違約造成的。不違約那么長時間,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違約金。象逾期辦證違約金等,既然約定的是懲罰性違約金,違約方為什么還要讓違約金數額一直上升而不去考慮盡早結束違約狀態? 

         違約金損失果真不公平?在合法的前提下,自愿應作為評判公平與否的唯一依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都被推定為自己利益的最佳評判者與維護者,在自愿的情形下,誰又能來代替誰作主或評判其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呢?當事人不守誠信,法院或法官到底應當扮演什么角色,是做法治秩序的維護者還是破壞者,這是每一名法官都應深思的問題。假使伸了不該伸的手,助長了社會的不誠信,卻還自以為是在鐵肩擔道義,這才是筆者最不想看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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