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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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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借貸案沒借據、僅有轉賬憑證能勝訴嗎?

      發布人:重慶律師吧     發布時間:2017-12-10 23:33:22

          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這種案例:甲持100萬元轉賬憑證,主張之前借給乙100萬元,要求乙還錢。乙則否認“這錢不是你借給我的,而是我之前借給了你100萬,你這轉賬憑證是給我還錢的憑證”。
       
      \
       
          作為法官,之前遇到這種情況,會覺得很難辦,因為全案的證據除了一個轉賬憑證外什么都沒有。甲主張是借給了乙100萬元,沒有提交甲借錢給乙的借款合同;乙主張甲是歸還其100萬元借款,也沒有提交乙借錢給甲的借款合同。因為法律對這種情況下的舉證責任和裁判規則沒有統一,因此法院在審判此類案件中的裁判思路存在差異。2015年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統一了該情形下舉證責任的分配方式,具體而言:
       
          (1)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承擔舉證責任;
       
          (2)被告舉證證明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為便于讀者更好地理解上述條文,本書作者檢索和梳理了17個判例,詳見延伸閱讀部分。
       

      裁判要旨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糾紛訴訟,被告以該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為由進行抗辯的,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舉證不足的,法院應認定借貸關系成立。
       
       

      案情簡介

          一、姜功平向西安市中院起訴稱,白世權向其借款,其已于2011年8月1日通過建設銀行向白世權轉賬450萬元,請求判令白世權、劉明芳(系夫妻關系)連帶償還欠款本金及利息。
       
          二、白世權認可收到該筆轉賬,但認為該筆轉賬系合作投資款,并非借款。并提交了其與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凱于2012年5月27日簽訂的《關于開發特克斯縣78團畜牧營的協議》以及其與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簽訂的《協議》,以證明其主張。
       
          三、西安市中院認為,白世權主張450萬元是合作投資款,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判決:白世權償還姜功平450萬元及利息;劉明芳對上述債務的本金及利息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四、白世權、劉明芳不服西安市中院判決,向陜西省高院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駁回姜功平的訴訟請求。陜西省高院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五、白世權不服陜西省高院判決,向最高法院申請再審。最高法院裁定駁回其再審申請。
       
       

      裁判要旨

          白世權主張姜功平向其轉賬是支付合作投資款,并非借款。為此,白世權提交了其與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凱于2012年5月27日簽訂的《關于開發特克斯縣78團畜牧營的協議》、其與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簽訂的《協議》,以證明其上述主張。關于證據一,即2012年5月27日三方所簽《關于開發特克斯縣78團畜牧營的協議》,從該協議的內容看,是關于三方合作在特克斯縣開發沙金礦的協議。根據該協議,姜功平已按約完成出資300萬元的義務,且雙方均認可該300萬元出資款與2015年2月12日雙方所簽《協議》中的450萬元款項沒有關系。因該協議與本案無關,故該證據不能證明白世權的上述主張。關于證據二,即2015年2月12日雙方所簽《協議》,從該協議的內容看,雖然個別條款中將450萬元款項表述為“投資”款,但該表述與其他條款中“返還450萬元”及“按月息2分計息”的表述相矛盾,且該450萬元轉款在前,而雙方合作開發沙金礦在后,在姜功平不認可該450萬元為合作投資款的情況下,白世權應當繼續舉證,但其未再舉證,應當承擔舉證不足的法律后果,故僅憑該證據不能證明白世權的上述主張。因此法院認定借貸關系成立。
       

      經驗總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為避免未來發生類似敗訴,提出如下建議:
       
          一、當事人應當樹立證據保全意識,完整保存相關交易文件。具體到借貸關系中,當事人應保存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憑證(合同、欠條、借據、收據等)、支付憑證(匯款憑證、轉賬憑證等)。這樣做的好處是:對于出借人而言,在借款人欠錢不還時,可以列舉充分的證據證明借貸關系成立;對于借款人而言,假設出借人僅憑轉賬憑證提起惡意訴訟,可以列舉雙方此前的相關交易文件證明其已還款或屬于其他債權債務關系。
       
          二、當事人在訴訟前應認真研究舉證策略,判斷要列舉的證據有利于己方還是對方。本案中被告白世權列舉的2015年2月12日雙方所簽《協議》,不但不能證明張姜功支付的是投資款,反倒印證了雙方的借貸關系成立。而且,根據相關規定,借貸雙方未約定利息的,出借人無權主張支付利息。據此,被告白世權原本不用支付利息,但是其舉出的上述協議載明了雙方約定的利息,故法院據此判決其支付利息。 
       

      相關法律規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第十七條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
       
          以下為該案在法院審理階段,判決書中“本院認為”就該問題的論述:

          關于白世權與姜功平之間是否存在借貸關系,白世權是否應向姜功平支付借款利息問題。姜功平于2011年8月1日通過銀行向白世權轉款450萬元,對此,白世權并無異議,但認為該450萬元不是借款而是投資款。為此,白世權提交了其與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凱于2012年5月27日簽訂的《關于開發特克斯縣78團畜牧營的協議》、其與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簽訂的《協議》,以證明其上述主張。關于證據一,即2012年5月27日三方所簽《關于開發特克斯縣78團畜牧營的協議》,從該協議的內容看,是關于三方合作在特克斯縣開發沙金礦的協議。根據該協議,姜功平已按約完成出資300萬元的義務,且雙方均認可該300萬元出資款與2015年2月12日雙方所簽《協議》中的450萬元款項沒有關系。因該協議與本案無關,故該證據不能證明白世權的上述主張。關于證據二,即2015年2月12日雙方所簽《協議》,從該協議的內容看,雖然個別條款中將450萬元款項表述為“投資”款,但該表述與其他條款中“返還450萬元”及“按月息2分計息”的表述相矛盾,且該450萬元轉款在前,而雙方合作開發沙金礦在后,在姜功平不認可該450萬元為合作投資款的情況下,白世權應當繼續舉證,但其未再舉證,應當承擔舉證不足的法律后果。故僅憑該證據不能證明白世權的上述主張。
       

      案件來源

          姜功平與白世權、劉明芳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335號。
       

      延伸閱

          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糾紛訴訟,法院審理中,具體可分為兩種情形: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但未舉證證明其主張,法院認定借貸關系成立;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且舉證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
       
          一、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但未舉證證明其主張,法院認定借貸關系成立(10個判例)
       
          案例一:童煉與陳岸廷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字第925號]認為,“綜合再審申請人的再審申請事由,本案核心問題在于童煉與陳岸廷之間是否存在借款合同關系。童煉依據工商銀行的電子回單及銀行流水主張其與陳岸廷之間發生475萬元的借款關系,陳岸廷認可收到該筆款項,且雙方無其他經濟往來。童煉對其與陳岸廷之間存在借款合同關系完成了基本的舉證責任。陳岸廷抗辯稱訟爭款項系其父陳某某所借,且已歸還,但未能提供相應證據予以證明。故二審認定童煉與陳岸廷之間存在借款合同關系,且童煉已向陳岸廷實際提供475萬元的借款有事實依據。”
       
          案例二:遲偉與王楠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審查民事裁定書[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吉民申137號]認為,“王楠依據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月21日向遲偉賬戶轉款的轉款憑證主張該兩筆款項為借款債權,并向遲偉主張該兩筆債權。遲偉對此予以否認,稱該兩筆款項系王楠丈夫楚金盛償還的借款及工程結算款,但始終未能提供充分的證據證明。遲偉提供的遲偉與楚金盛幾次借款往來憑證,并不能證明該兩筆款項系王楠償還王楠或楚金盛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的規定,原審判決認定王楠于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月21日向遲偉賬戶轉款系借貸關系并無不當。遲偉舉出楚金盛訴遲偉民間借貸一案二審庭審筆錄,證明王楠在該案中作為證人出庭僅是證明其受楚金盛指示向遲偉賬戶轉款的行為,并未直接向遲偉主張欠款。但在該案中,法庭對于王楠所轉兩筆款項并未認定系楚金盛向遲偉出借款項,而是告知另行主張權利,故王楠證言與起訴本案并不矛盾。”
       
          案例三:郭明凡與鄭引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渝民申2514號]認為,“2015年9月18日,鄭引向郭明凡的銀行賬戶轉款共計430000元,鄭引認為前述430000元為借款,郭明凡未向其歸還,遂提起本案訴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鄭引起訴時提交了其向郭明凡轉款43萬元的憑證,依照前述規定,首先推定其與郭明凡之間建立了43萬元的借貸關系。現郭明凡認為鄭引向其轉款是其在案外人鳳凰公司應得的工資、分紅及營銷費用等,由鳳凰公司法定代表人廖金華委托鄭引向其支付,對此主張,郭明凡應當承擔舉證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九十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根據郭明凡在一、二審舉示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本案43萬元是廖金華委托鄭引支付的郭明凡在鳳凰公司應得工資、分紅及營等銷費用,郭明凡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審判決根據優勢證據原則,認定鄭引與郭明凡之間43萬元的借款關系成立并無不當。”
       
          案例四:周忠東、李杰與郭子健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申3140號]認為,“在李杰提供了銀行本票且該本票金額已實際交付給周忠東的情況下,其對雙方之間借貸關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舉證責任,而周忠東并未抗辯主張李杰的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且周忠東沒有證據證明實際借款人是郭子健或姚德全,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辯主張不能成立,一、二審據此認定李杰向周忠東出借了150萬元,周忠東應承擔相應的還款責任,并無不當。”
       
          案例五:李秀群與王玉順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鄂民申2186號]認為,“王玉順為主張債權,向一審法院提交了其向李秀群銀行賬戶匯款5萬元的轉賬憑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李秀群一、二審時抗辯該5萬元轉賬系其他經濟往來,但未提供證據加以證明,也未到庭作出合理說明,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訴訟后果。……因此,原審判決認定王玉順與李秀群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李秀群應承擔償還借款責任,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
       
          案例六:葛蘇寶與徐永青、于江萍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申4145號]認為,“根據查明的事實,徐永青、于江萍已經實際收到了葛蘇寶匯出款項210萬元,扣除已歸還部分110萬元后尚余100萬元。就款項的性質而言,雖然葛蘇寶對其主張的借貸關系未提交借貸合同等證據予以證明,但是徐永青辯稱接受款項的目的是受葛蘇寶之托從事證券交易,其應當承擔舉證責任。徐永青所舉證的賬戶往來、銀行憑證等雖能證明所收取的葛蘇寶款項均進入了家庭成員證券賬戶,但因徐永青本身也從事證券交易,不能排除其向葛蘇寶借款用于個人證券買賣等可能。故徐永青舉證尚不足以證明案涉款項屬于委托從事證券交易性質,二審判決的處理結果并無不當,應予維持。”
       
          案例七:常州凱都電器有限公司與常州明龍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蘇民終1014號]認為,“關于借款往來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凱都公司舉證的借貸協議均無劉偉簽字和股東確認,不符合2013年4月23日協議書確定的合同生效條件;但是對于凱都公司已經匯入明龍公司款項,明龍公司如不能說明占有相關款項的合法理由,則應承擔還款義務。其中2013年10月10日的10萬元借款系9月30日20萬元借款歸還10萬元后尚欠款項;2013年10月28日的100萬元、11月13日的78萬元收款人雖為今朝偉業公司,但根據查明事實,今朝偉業公司和明龍公司之間存在合作關系,明龍公司又與凱都公司簽訂借款協議、指令付款,故今朝偉業公司收款系代明龍公司收取,明龍公司應當承擔還款義務。故一審法院對于借款往來金額的認定并無不當。”
       
          案例八:李偉銀與肖柏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二審民事判決書[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黑民終412號]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肖柏已經提供了匯款給李憲一330萬元的銀行匯款憑證,但李偉銀及李憲一均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款項已經償還或屬于其他債權債務關系。故本院對李偉銀關于該330萬元匯款與本案無關的上訴主張,亦不予支持。一審法院按照肖柏提供的匯款憑證確定李憲一的案涉借款數額,對肖柏主張現金給付的借款金額均未予認定,已盡到必要審查義務,對李憲一借款數額的認定并無不當。”
       
          案例九:蘇中解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京民申2281號]認為,“本案中,張金山依據中國銀行匯款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要求蘇中解償還借款,蘇中解辯稱未向張金山借款,曾委托張金山辦事時,向張金山賬戶存款90萬元,并交付張金山雞血石等財物,后因事情未能辦妥,雙方協商,張金山退還200萬元。依據上述法律規定,蘇中解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予以證明,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一、二審法院認定雙方之間存在民間借貸的事實,并無不當。”
       
          案例十:鄭英帥與詹照華民間借貸糾紛一案再審民事裁定書[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浙民申1586號]認為,“該條款對于出借人僅憑銀行匯款憑證提起民間借貸之訴的情形做了規定,但僅限于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的情形,且被告應當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由此可見,對于僅憑銀行匯款憑證起訴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要求原告主動證明雙方之間存在借貸合意。此外,鄭英帥抗辯其銀行卡收取詹照華12萬元款項系其他關系應提供相應證據,但其自己關于歸還銀行卡的陳述與其申請的證人證言并不一致,而其對銀行卡出借給劉偉忠的經過以及該銀行卡的頻繁大額款項往來等事實均不能給出合理解釋,故其抗辯不能成立。”
       
          二、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且舉證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如原告未繼續舉證證明,認定借貸關系不成立(7個判例)
       
          案例十一:王林與李本強、徐建利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 [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687號]認為,“關于當事人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事實認定問題。王林主張其與李本強之間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但只提供了銀行業務對帳單、交易明細、轉帳憑證等證明資金流向的證據,并未舉出雙方存在借款關系的其他相應證據,對借款事由、利息、資金來源的舉證及理由并不充分。而李本強舉證證明存在著李本強向劉某打款,劉某再向王林打款超過2000萬元的資金流向,劉某在一審亦出庭作證證明系王林向李本強借款。根據現有證據不能認定雙方資金往來是否屬于李本強借款,原審相關認定并不缺乏證據證明。關于原審適用法律是否確有錯誤的問題。關于舉證責任分配問題,主張法律關系存在的當事人,應當對產生該法律關系的基本事實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王林主張存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應由其舉證證明存在民間借貸相關的基本事實,在其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認定雙方資金往來屬于李本強借款的情況下,李本強自無需承擔還款的證明責任,原審對舉證責任的分配并無不當。”
       
          案例十二:王輝與王健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32號]認為,“王輝作為債權人向王健主張債權請求權,應提供其與王健之間借貸關系存在且還款期限已屆滿的法律事實成立的證據。為此,王輝應該為下述兩個要件事實的成立負舉證責任,其一是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其二是已經履行了借款合同的義務。從本案查明的事實來看,王輝提交了載明用途為‘借款’的銀行轉賬憑證,且辦理該筆300萬元轉款時王健亦在現場,以此來證明其尾號3305銀行卡給王健賬戶轉賬的300萬元是其向王健出借的款項。由于本案沒有書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據,首先,王健對王輝主張雙方達成的是口頭借款協議不予認可。其次,王健認可該筆300萬元進入自己賬戶且辦理轉款時在場,但否認該筆300萬元為其向王輝的借款,并為此提供了王云于2012年4月19日收到王輝涉案銀行卡后出具的收條,以此證明王輝的涉案銀行卡及密碼(卡內有2700萬元)在該筆300萬元轉賬的當時已交由王云掌控。雖然銀行匯款憑證上載明用途為借款,但鑒于在王云掌控涉案銀行卡的時間段內,從該銀行卡劃向王健賬戶的300萬元,只與王云有關,與王輝無關,其與王輝之間不存在借款關系。據此,二審法院認定王輝僅證明其尾號3305銀行卡的300萬元轉入王健賬戶,并未能夠有效證明該300萬元系王輝出借給王健,王輝未能對其與王健之間存在借款關系完成舉證責任,并無不當。根據本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六條‘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只有本人陳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關證據的,其主張不予支持,但對方當事人認可的除外’的規定,二審法院對王輝關于王健向其借款300萬元應承擔還款義務的主張不予支持,并無不當。”
       
          案例十三:盧繼東與韓素英、高立在等民間借貸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魯民終1230號]認為,“民間借貸法律關系的有效成立,須有借貸雙方當事人的真實合法意思表示一致和借款的實際交付。本案中,上訴人盧繼東未能提交借款合同、借據等能夠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的有效證據,在被上訴人韓素英否認雙方存在借貸關系的情況下,上訴人盧繼東僅憑涉案款項進入韓素英的銀行卡以及和韓素英認識,并不能證明雙方形成借貸的合意,該情形也不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7條規定的舉證責任轉移的情形。相反,韓素英提交的盧繼東的尾號為9188的民生銀行卡交易記錄、盧繼東和張立崗2012年3月27日簽訂的借款協議及借條、雙方之間的手機短信內容、以及日照浩德司法鑒定所出具的鑒定意見書等,能夠證明張立崗利用韓素英的尾號為2119的銀行卡與盧繼東實施過民間借貸行為,并且涉案800萬元中的650萬元由張立崗從該銀行卡分別轉入濰坊億盛投資有限公司、山東世茂國際物流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賬戶,該事實與張立崗自認其是涉案800萬元借款人的事實吻合。上述證據的證明力大于盧繼東為證實其與韓素英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而提交的銀行轉賬憑證等證據的證明力,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盧繼東和韓素英之間不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并無不當。”
       
          案例十四:張大超與林水英、黃鶴楨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民事裁定書[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閩民申2083號]認為,“本案中,林水英已舉證證明其于2011年向銀行貸款人民幣34萬元后于當日即將款項轉入了張大超之子張帆的賬戶,且張大超轉入林水英銀行賬戶34萬元時,注明是‘還貸款’。因此現有證據無法認定張大超轉給林水英的款項是借款,張大超仍應當就借貸關系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因其無法進一步提供證據證明,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張大超要求林水英、黃鶴楨還款缺乏依據,不予支持。”
       
          案例十五:田學祥與袁鑫民間借貸糾紛申訴、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2016)渝民申1279號]認為,“本案中田學祥稱袁鑫因承包城口縣三合水庫隧道工程向其口頭約定借款14萬元,并向人民法院舉示轉賬憑證。袁鑫抗辯稱該款項系田學祥交付的合伙出資款,為證明其主張向人民法院陳述了田學祥交付合伙出資款的過程和申請相關證人出庭作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的規定,田學祥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因田學祥舉示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與袁鑫存在借款合同關系,一、二審人民法院判決駁回田學祥要求袁鑫歸還借款的訴訟請求并無不當。”
       
          案例十六:青島玉柘木業有限公司與周健民間借貸糾紛再審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魯民申1181號]認為,“申請人向一審法院起訴主張其與被申請人之間存在民間借貸關系的證據是20萬元的銀行轉賬支票,該轉賬支票僅能證明雙方之間發生過轉賬付款行為,但基于何種原因行為或者基礎法律關系發生的轉賬付款行為,轉賬支票上并無明確記載,也就是說,轉賬付款行為是合同履行行為,而非合同成立行為,申請人僅憑該轉賬支票無法直接證明雙方之間成立了民間借貸關系,同時申請人也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證據對民間借貸關系的成立加以印證和補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七條的規定:‘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間借款或者其他債務,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證明責任。’本案中被申請人周健提供了相應證據證明涉案20萬元是申請人代替張吉春、張守玉償還債務,完成了基礎舉證責任,申請人仍應就其主張的民間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后續舉證責任,申請人原審中提供的現有證據無法證明雙方之間具有成立民間借貸關系的合意,故二審判決以申請人舉證不能、證據不足為由駁回其訴訟請求,符合民事訴訟法關于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的規定。”
       
          案例十七:何繼民與曾曉波民間借貸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川民申719號]認為,“本案中,何繼民主張其通過銀行向曾曉波轉賬的250000元是借款,但其并未提供借條等證據證實該主張,僅提供了銀行轉賬憑條,該憑條僅能證明其向曾曉波轉款的事實。而曾曉波主張雙方存在合伙關系,該筆款項是合伙資金,并提供了視頻音頻資料用于證明自己的主張。何繼民仍需就雙方之間存在借貸合意進一步舉證,但其并沒有提供證據證實,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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